北京晚报

  今天至27日,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一带一路”倡议全称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发扬丝路精神,打造全球公共产品,共建国际合作平台。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且将中国长安与中亚之间的交通往来路线称为“丝绸之路”。其后,德国学者赫尔曼将丝绸之路的终点延伸到叙利亚(该地后并入罗马帝国版图),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即它是中国古代经过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至欧洲、北非的经济文化交流通道。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隋唐时期,经济繁荣,文教昌明,既是陆上丝绸之路全面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是海上丝绸之路开始兴盛的重要时期。丝绸之路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在推动东西方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方面具有重大贡献。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隋唐两朝为吾国中古极盛之世,其文物制度流传广播,北逾大漠,南暨交趾,东至日本,西极中亚”(《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至今,外国人仍称呼中国人为“唐人”,称呼华人聚居区为“唐人街”。那么,在隋唐时期的丝绸之路上,都运输过什么样的物品、有过什么样的文化交流呢?

  隋唐丝绸之路上,由各国商贾、使节带来的手工器物和动植物种类繁多、异彩纷呈。以跨国商贸为基础的丝绸之路上,流通着钱币、金银器皿、玻璃器、瓷器等精美器物。

  隋唐广泛吸收了外来器物的制式和艺术。唐以前,中国的金银器皿制造业并不发达,而到了唐代,金银器皿的数量骤增,这与波斯器物的传入有关。丝绸之路沿线上已发现了大量萨珊波斯银币。唐代长杯模仿了萨珊长杯的多曲特征,部分器物出现了类似波斯器物的“徽章式”纹样装饰。随着欧洲中世纪玻璃制造业的衰败,阿拉伯人继承了罗马精湛的玻璃制造工艺,将之赋予了伊斯兰文化特征,并传入中国,在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地宫中出土有多件这类完整的玻璃器皿。

  纺织品的交流尤其鲜明地代表了“丝绸之路”的独特韵味和唐文化兼收并蓄的特点:唐朝不仅是世界最华美的纺织品的生产和销售国,还大量输入他国纺织品,并进行融合创新。当时仿制的“波斯锦”甚至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新罗的“五彩氍毹”、弥罗国的“碧玉蚕丝”、大轸国以冰蚕丝织成的“神锦衾”、鬼谷国进贡的“瑟瑟幕”及日本、波斯、大食等国的各类美丽织物在中国绽放异彩。对外来纺织品的吸纳,使唐朝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纺织品中心。

  同样,陶瓷器作为隋唐对外贸易的大宗产品,也积极革新式样,适应不同地区的需求,例如20世纪90年代于印尼婆罗洲附近打捞出的唐代“黑石号”沉船中,就有许多瓷器的纹饰具有伊斯兰艺术的风格,其中有三件完整的青花瓷绘有椰枣纹和菱形框子的纹饰。

  除了器物之外,唐代更大量引进外来观赏植物、蔬菜、花卉、观赏动物和家畜等。重要的观赏植物有波斯枣(即枣椰树)、天竺娑罗树;蔬菜有波稜菜(即菠菜)、酢菜、胡芹、桂椒;花卉有泥楼婆罗花(青睡莲)、俱物头花(白睡莲);观赏动物有南海诸国的犀和象、中亚的狮子,以及白鹦鹉、五色鹦鹉和鸵鸟等珍禽异兽;家畜有从中亚引进的骏马等;赏玩家畜如新罗国贡献的“果下马”、高昌转献的来自东罗马帝国的犬种——“猧儿狗”(即“拂林狗”),在唐代周舫的名画《簪花仕女图》中,就有两只猧儿狗。

  此外,香料或香药在唐代的需求量也非常大,当时进口或使用的香料主要有天竺诸国的沉香、波斯国及拂林国的没香、东海及昆仑国的丁香、南海及大秦国的降真香、南海及波斯国的安息香、西域及昆仑国的苏合香、婆律国的龙脑香等。

  科学技术是隋唐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作为一个有悠久传统的农业国,中国注重实用技术的特点使外来的医药、天文历算等知识在隋唐得到了突出重视。

  唐代出现了专门讨论“胡药”的《胡本草》和《海药本草》等书,并译介了多部外来验方和医学著作,如《龙树菩萨药方》4卷、《西域名医所集要方》4卷、《婆罗门药方》5卷等。大批胡人医师活跃在唐朝城乡各地,唐太宗患“气痢”、唐高宗患头痛失明,都得到胡药验方和胡医的有效诊治。来自大秦、中亚和印度的眼科医术备受唐人的推崇,其中印度治疗白内障的“金篦术”尤为著名,刘禹锡《赠眼医婆罗门僧》诗云:“三秋伤望远,终日泣途穷。两目今先暗,中年已老翁。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蒙。”

  印度和波斯的天文历算也影响到隋唐历法。唐代外来历法中著名的有“七曜历”和天竺《九执历》以及从西域传入的《都利聿斯经》、《聿斯四门经》等。其中,七曜历术原本广泛流行于波斯、天竺及粟特人中。

  通过对外交流,唐代科学技术也传播到海外。中国先进的造纸技术在唐代开始传入大食、日本等地。唐玄宗天宝十载(公元751年),高仙芝在怛逻斯之役中为大食军队所败,大食所俘唐军兵士中即有造纸工匠,造纸术从此西传。公元806年,日本僧人空海从唐朝回到日本,传播了唐代先进的制笔技术,而日本正仓院中至今仍藏有唐代的毛笔以及彩色麻纸和白麻纸数百张。

  中国先进的农业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海外。以农耕的必备工具——犁为例,唐代曲辕犁设计精巧,回转灵活,已具备犁壁曲面、犁评和犁建、犁盘等部件,可调节犁铧入土深浅。根据美国农学家雷塞(P.Leser)、日本农业经济学家熊代幸雄等人的研究,西欧自十八世纪所开始的犁的改良及近代化过程,就主要吸纳了中国犁的框式结构特点,及构成耕翻碎土技术要素的犁壁——犁铧连续曲面。可以说,欧洲农业革命中极重要的一个环节——近代犁的出现,就是在对中国犁进行多次改进的基础上完成的。又如,唐代水利灌溉的广泛开展和先进经验,被日本、朝鲜等亚洲国家相继效仿。中国翻车(即龙骨水车)的方形板叶链式设计最终影响了欧洲,欧洲方形板叶的龙骨水车直接模仿了中国的设计,十七世纪末英国海军所制造的船舱排水设备也由此改制而成。

  隋唐的对外文化交流还表现在东西各类艺术形式的融通,以及与艺术密切相关的精神信仰层面上。

  随着隋唐对外文化交流的加强,外来音乐、舞蹈渐登大雅之堂。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唐朝对太乐署供奉的乐曲名称进行大规模改动时,就将原来来自域外的“大食调”、“般涉”等的部分乐曲名由胡名译音改为典雅的汉名,体现了唐代对外来音乐文化的吸收。据统计,《教坊记》中唐代325首曲名中,天宝末年改名的“胡乐”占到了近三分之一,如沙陀调“龟兹佛曲改为金华洞真”,“苏莫刺耶改为玉京春”;金风调“苏莫遮改为感皇恩,婆伽儿改为流水芳菲”等(《唐会要》卷33《诸乐》)。“胡旋舞”、“胡腾舞”在宫廷内外流行;四弦琵琶技艺高超的胡人受到欢迎;民间盛行的胡人幻术、杂技等百戏则吸引着百官与士民“从昏达旦”地欣赏。例如唐敬宗时,幽州人石火胡的竿技惊险刺激,据唐人苏鹗《杜阳杂编》记载,石火胡“挈养女五人,才八九岁,于百尺竿上张弓弦五条,令五女各居一条之上,衣五色衣,执戟持戈,舞破阵乐曲,俯仰来去,赴节如飞。是时观者目眩心怯。”此外,域外艺术特色也通过器物纹饰等形式体现在隋唐艺术中。

  隋唐的艺术也向外传播。唐代的书法、雕塑、绘画全面影响了朝鲜半岛和日本的艺术。傀儡戏传到朝鲜半岛,被称为“木偶剧”;而西域传入的百戏经过中国艺人的提炼加工,大量涌入日本,其中《钵头》、《剑气浑脱》等散乐戏目传到日本后非常盛行,长演不衰。同时,日本和朝鲜半岛的艺术也西传中国。

  与艺术形式相伴传播的是精神信仰。汉传佛教在唐代达到成熟,被华夏文明成功消化吸纳,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并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哲学、历史、文艺、风俗教化等各领域。而外来的“三夷教”(即祆教、摩尼教、景教)均得到唐朝政府的正式认可,在中国境内表现出活跃的生命力。中国道教及汉传佛教也向西、向东传往域外,促进了东西文化的交汇沟通。

  隋唐的东西文化交流程度深、范围广,在政治制度层面也颇有体现。同时,东西交流已经大大改变了唐人的社会生活,有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隋唐昌明的政治制度直接影响到日本。日本通过大量多次派遣使团,极力吸收隋唐文化。孝德天皇模仿中国纪年方式,定年号“大化”,开始对日本进行全面改革。唐朝的三省(尚书、门下、中书)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一台(御史台)制及地方官制都为日本大化改新所仿效;唐代均田制、租庸调法成为日本田制及税收效法的样本,国子监制成为日本大学寮制仿照的示例。在文学、美术、舞蹈、天文、历算、医学、衣食住行等方面,日本也都受到唐朝影响。日本人设明经、纪传、明法、书道、算道等科目,学习《礼记》、《左传》、《毛诗》、《周礼》、《易经》、《尚书》等中国典籍,并吸收了唐代建筑艺术,仿照唐长安营建了平城京(今奈良)、平安京(今京都)。

  在唐代,大批外域人进入中国,或为商贾,或为使节,或为质子,或为贡人、奴婢,或为游士、僧侣,乃至方士、艺人,各色各样。很多外人常年住唐,乃至婚嫁生子、开枝散叶,融入华夏民族。如生活在唐末五代的李珣一家就是唐代入华的波斯后裔,他本人具有高深的汉文化修养,创造了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突出地位的《琼瑶集》;其妹李舜弦做了蜀后主王衍宫中的昭仪,也是一位才情出众的女诗人。唐代还习惯以国籍称呼胡人姓氏,如康国胡人多姓康,石国胡人多姓石,等等。

  (陈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尹北直,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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